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背后的理念是一个赶超模式，我们落后了，要赶超先进国家，而且要用最短的时间来赶超。这个赶超模式就有问题。在我看来，经济上是有先进落后的，教育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进落后的问题，譬如说你教育的发展规模如何，受教育的人数比例如何，这些是有可比性；但从根本上说，就很难有什么先进落后，你就能够说西方教育先进、中国教育落后，西方文化先进、中国文化落后吗？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

这里有一个文化与教育的民族性问题：不同民族文化与教育之间，是不能区分优劣的。也不存在所谓落后向先进单向赶超的问题，只是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吸收、互相吸纳的问题。正是在这样的各自独立发展，又相互吸收、交流过程中，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都对世界文化、教育做出独特贡献。因此，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是应该质疑的，也许“创建一流大学”的目标更科学，更切合实际。如果你预设一个所谓世界的标准，在当下全球化背景下，就只能是美国标准。记得五十年代我上大学时，北大是以莫斯科大学作为标准的，因为那时认为苏联是全世界最先进的国家；到了八九十年代北大就以哈佛大学为目标了。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实际上就这么回事，这一次燕京学堂背后也有一个投资问题。这样，就必然导致“大楼有了，却没有大师”的结局。

当然在2014年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也有新的内涵。还是前面说的，因为中国在经济上强大了，于是，我们的“雄心”就更大了：北京大学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中国影响世界，甚至引领世界的作用。这就是燕京学堂提出“立足中国，影响世界”的办学宗旨和“培养了解中国，贡献世界的领导者”的目标的依据所在。

在我看来，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把北大办成一流大学，自然会产生世界影响；外国留学生在我们这里学习了中国文化，中国文化自身的魅力自然会对他们产生影响，就像我们学习了西方文化也会接受其影响一样，这是正常的文化、教育交流中的正常现象，完全没有必要将主动引导什么世界潮流作为我们的目标，我们对此应该保持高度警惕。

如果以某个国家的大学（无论是五十年代的苏联，还是今天的美国）为目标，亦步亦趋，就必然失去教育的独立自主性与民族性、创造性；还会导致一个结果，就是把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落实为硬件问题，规模越大，越豪华，就越具“世界性”，最后就变成一个投资问题：要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吗？拿钱来！

“社会活动家”与“二道贩子”

这里我还想讲一个知识分子的问题。我在2003年的文章里曾经引述了王瑶先生对某种类型的知识分子的两个概括；在这次燕京学堂事件中，我又想起了王瑶先生的这两个堪称经典的概括。王瑶先生在八十年代就跟我说，北大和中国的学术界现在出现了两类知识分子，一类知识分子是社会活动家型的学者，他们或者根本没有学问，只会公关，或者也有点学问，开始阶段还下点工夫，也取得一些成绩，然后就通过广泛的社会活动，竭力推销自己的东西以取得最大的经济回报和政治回报。一旦有了权，就充分利用现有的竞争机制竭力为自己获取最大利益，拉帮结派、排斥异己，压制才华高于自己的同事，特别是高于自己的年轻人，实际上成了学霸。这样的学术新贵，正有与时俱增的趋势。

另一种类型，王瑶先生称之为“二道贩子”，即向中国人贩卖西洋货，又向西洋人贩卖中国货，王先生说他们贩卖的还竟然都是一知半解的劣质产品。这其实就是当年鲁迅说的“西崽”，他们“倚徙于华洋之间,往来于主奴之界”，自己“懂洋话，近洋人，所以高于群华人；但自己又系出皇帝，有古文明，深通华清，胜洋鬼子，所以也胜于势力高于华人的洋人，因此也更胜于还在洋人之下的群华人”，总而言之自我感觉极端良好。这样的西崽自然是以洋人为靠山的；但鲁迅又提醒我们注意，他们“都是国粹家”。这非常深刻，可谓一语中的：今天的西崽也是时时把“中国特色”挂在嘴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