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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我的北大之忧,中国大学之忧(四)
2014-08-17 09:27:13 】 浏览:8963
 
启蒙知识分子,九十年代以后占主导地位的是学院派知识分子。这两类知识分子,当然都有自己的弱点,但他们都是自有底线,精神底线、道德底线和学术底线的。以这两类知识分子作为北大的主导,北大不会出太大的问题。但是现在发生一个很大的变化,这对未来北大的走向将起决定性的作用。如果将来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的教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堕落了。我一开始讲我的北大之忧,主要就忧在这里。

如果将来北大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者的教授,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精致的高智商的利己主义的学生,那北大就真正的堕落了。

人文学者面临全新的挑战

最后还要讲一个问题,似乎与燕京学堂无关,但跟我们今天讨论的题目:“大学文科怎么办”有密切关系,也是我近年特别感到焦虑的问题,因为我多年来很少参加学术会议,也就没有机会讲,今天就借此讲一讲我的这个焦虑吧。径直说,在我看来,整个世界和中国的学术,特别是文科研究,正面临全新的要求和重大的挑战。

这些年我一直在冷静、紧张地观察世界和中国的发展趋势,最后得出一个结论:全世界都病了。就是说世界现行的所有的社会制度,现行的所有发展模式,无论是美国模式、欧洲模式,还是日本模式,以及所有的既定的文明形态,美国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都出问题了。

因此我们再也不能固守着原来,另一方面危机并非末路,现成的所有的制度、模式、文明尽管出现危机,但也有自己的存在的合理性,包含着某种人类文明的积淀的成果。他们都应该成为人类文明继续发展的一个基础和前提。简单概括就是弊病和价值并存,危机与转机并存。因此,未来的世界文明发展的方向不会是一个吃掉一个,一个否定一个,而是各自变革与调整,又互相影响和吸取,相互交融,从而达到综合和超越。这大概就是我的乌托邦理想吧。

这样一个人类文明危机与转机并存的时代,在我看来,给我们人文学者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全新的要求和全新的挑战。按我对人文学科的理解,它根本上就是一种文明的研究;现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要对世界现有的所有的文明形态进行全面的反省,并寻找、创造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的可能性。一方面是反省,一方面是开创,变危机为转机,这就需要新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刚才有位老师说,文科发展的前提,是要有学术的独立与思想自由,这确实是一个要害,而且在当下中国,还具有迫切性。我想补充与强调的,是我们还要呼吁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这也是文科研究保持发展活力与生机的关键,我们现在陈陈相因的平庸之作实在太多了。在我看来,文科研究也是危机与转机并存,现实生活提出的挑战越大,越是文科研究大发展的机遇,就看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想象力与创造力。

从另一面说,这就意味着对我们既定的认识世界的观念、方法提出全面挑战。不知道诸位有没有这个感觉,我是越来越发现,简单地站在某一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知识立场上,已经很难对当今中国和世界发生的许多事情,作出准确地判断和合理解释了。坦白地说,我对很多还在坚持左派、右派立场的朋友,对他们对当下中国与世界问题的很多判断,都持怀疑态度。因为任何有现实感而不是沉湎于理论幻觉的知识者都必须承认,我们今天和今后所面对的是前所未有的新的现实、新的社会问题、危机和变革,因此我们不能简单地固守在原来的价值立场,知识观念以不变应万变,将变化的现实强行纳入我们已有的理论框架之内,而应该正视现实,进行全新的研究和理论创造。

这同时也是对我们的知识结构的挑战。要真正认识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内在矛盾与危机,就必须深入到其内部结构的深处,进行深入的分析与研究,作出科学的阐释与批判。这就需要对所研究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文明形态有深厚的学养,而且还要有制度、模式、文明比较的眼光与学识。而这样的反思、总结,有必须是多学科,跨学科的。



这也是我的苦恼所在:我意识到了问题,却又无能为力,因为我的知识结构已经不可能调整了,到了这个年龄我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显然受到了限制,我为之焦虑不安,就只能向在座的诸位发出呼吁。我真的感觉到,时代在呼唤新的思想家,新的价值理想,新的理论突破,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正处于文科大发展时代的前夕。我曾经对大学生们作过一次演讲,题目是《你们准备好了吗》,今天我也想对文科研究者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关注现实,介入现实,像这次我们对燕京学堂问题的发言这样;但这还不够,还要跳出来,想一些更大,更长远,更根本性的问题,想想学科发展和我们个人发展未来几十年将会面临什么问题,还有许多涉及人类文明发展未来的许多领域,等待着我们去关注,思考与耕耘。我们每个人如果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抓住其中某一方面进行新的反思,新的探索,就会有新的收获。我们确实有很多事情要做,可以做。这也是我的态度:该说的话要说,说了管不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