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家上市公司97位独董70余天内相继辞职其中包括26位退(离)休官员及多位在任学者

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成为花瓶早已是个老话题，然而，从今年年初开始，大量的独董纷纷辞职，却是此前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情景。正因为如此，业内关注的焦点又一次集中到上市公司独董的身上。

独董辞职潮大起底：70余天辞职111人

记者通过梳理今年1月1日至3月18日的A股上市公司公告发现，截至3月18日，共有104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独董辞职的公告，共涉及独董111人次。其中部分独董是同时向几家上市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因此实际提出辞职的独董合计达到97人。比较引人注意的是，这其中就包括一些离退休高官和大专院校的学者。

据悉，有24人次明确表示辞职原因是中组部下发被称为18号文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那么上市公司究竟为什么会如此青睐离任官员、在任学者担任独董呢?

“离任官员、在任学者都是在社会上有身份的人，因此上市公司聘任这两类人担任独董可以起到造势目的。”国内知名财经评论员皮海洲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上市公司而言，由谁来担任独董并不重要，关键是谁能帮助上市公司进行公关。不论是离任官员还是在任学者，他们都是属于有能量的群体，具有比较大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可以很好地帮助上市公司进行公关，这是他们能够成为上市公司独董的关键所在。

昨日，国内知名财经作家、《证券市场周刊》编委李德林告诉本报记者，上市公司聘任昔日的政府官员担任独董，是因为尽管这些官员退休了，但是他们的影响力还在，这种影响力没有随着这些官员的退休而减退。因为他们在位时，影响力不便于套现，退休了反而容易。

“高等院校的学者就更加值得研究了。”李德林说，高等院校的学者们在各个职能部门任职的学生很多，而中国的师生之谊又很微妙，所以高等院校的学者因为有广泛的师生网络而被上市公司所看重。仔细研究就会发现，在上市公司担任独董的高校学者当中，几乎没有出自历史系的，绝大多数是出自经济、法律方面。而这也算得上是一个中国传统，因为这个领域的高校学者往往桃李满李下，有些学生更是已身居高位、要职。

虽然104家上市公司发布了独董离职的消息，但是皮海洲和李德林均认为，这些独董的离职并不会对上市公司产生不利影响。皮海洲说，在上市公司当中，独董只是起到花瓶的角色，并不参与日常管理。

“这些独董的辞职，并不会令上市公司人脉资源出现断裂。”李德林也表示，毕竟上市公司在处理外部事务时是用多条腿走路，不可能仅仅依靠独董这一条途径。

独董难“独”谁之过?

事实上，大量的独董因为中组部18号文或是个人原因、个人工作原因集中向上市公司提出辞职，被认为是对此前市场中有关“退休官员担任独董是对影响力进行变现”说法的证明。例如，李德林就向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出现的上市公司独董离职潮也正好可以印证之前的说法，那就是这些人正在对影响力进行变现，这种影响力的变现可以说是一种隐形或者变相腐败。

实际上，A股市场从2001年推出独董制度至今已有十几年，虽然独董制度的推出一度被人寄予厚望。但是近年来，独董只拿钱不干活，在董事会一边倒地附和大股东提案的现象愈演愈烈。正因为如此，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才会不断遭到诟病。

“A股上市公司的独董制度是一种舶来品。”皮海洲告诉本报记者，美国是最早推出独董制度的国家，但是在美国，独董制度也开始不断受到质疑。实际上，目前国内的独董之所以屡遭诟病，主要还是在制度上出现了问题。目前的独董都是由上市公司大股东聘任的，而上市公司大股东肯定不会挑选一些“刺头”去当自家公司的独董，一定会找一些和自己的关系比较近的人来担任这个职务。反正也不用独董干什么具体工作，只要独董的人数达到相关规定的要求就可以，至于说独董津贴给谁不是给，那为什么不给一些和自己关系近的人呢?

皮海洲说，要想从根本上解决A股市场中独董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就应该由证监会牵头成立一个独董协会。让上市公司每年按照一定的比例向独董协会缴纳费用，然后独董协会向上市公司派遣独董。只有这样，独董才有可能保持独立的人格，才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仅仅成为摆设，成为花瓶。

“其实早在几年前，就有人提出过成立独董协会，但是相关上市公司并不积极。而管理层关心的重点似乎还是在于融资方面，对这方面的热情也不高。”皮海洲说。

宏皓表示，在国外，独立董事在公司内部维持中小股东的利益，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代表社会对公司进行监督的作用，而中国独立董事往往有着其他特别的意义。中国企业更喜欢利用附着在退休官员身上的“官场价值”，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们有能力影响到审批环节。

“国内的上市公司独董之所以会成为花瓶，主要源于控股股东一股独大，导致独董制度在中国资本市场遭遇水土不服。国外是职业化独董制度，独董队伍的专业素质较高，能帮助提高上市公司治理的专业水平。”宏皓说，因此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目前国内独董所存在的问题，还要走独董专业化之路，同时要辅以更加完善的规章制度。

A70余天独董辞职111人次

(24人次独董称，辞任原因是中组部规定)

本报记者统计从2014年1月1日至3月18日，70余天已有104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关于独董hr369.com辞职的公告。这104家上市公司的公告，共涉及独董111人次。由于其中的8名独董是同时向2家以上的上市公司提出辞职申请，因此实际提出辞职的独董人数为97人。

记者发现，在104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的独董辞职公告当中，33人次独董辞职原因是“因为个人原因”;25人次独董的辞职原因是“因为工作原因”;9人次独董是因为“届满到期”而辞职。

不过，有28人次独董的辞职原因就颇为值得玩味。其中，有24人次表示，是根据中组部的相关规定而辞任，还有1人次是根据中共四川省委要求和省委组织部安排，2人次是根据财政部财人干【2014】33号文件，1人次是按照所在单位不能在外兼职的有关要求辞任董事。

例如，深大通在日前发布的独董辞职公告中就表示：“根据中组部《关于进一步规范党政领导干部在企业兼职(任职)问题的意见》中‘现职和不担任现职但未办理退(离)休手续的党政领导干部不得在企业兼职(任职)’的规定，肖勤福先生要求辞去公司独立董事职务，同时一并辞去相应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职务。肖勤福先生辞职后将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

除上述辞任的独董之外，还有16人次独董是因为身体健康原因、本人年龄原因、处理家庭和私人事务等原因而向上市公司辞去独董职务。

“根据你们的统计，虽然很多独董的辞职原因是因为个人原因和工作需要，但是考虑到这些独董任职的大专院校均为体制内单位，同样是在中组部18号文的要求范围内，所以相信一些大专院校的校长、书记们的辞职原因绝不简单地是因为个人原因，或许与中组部18号文有关。”中国金融智库首席金融学家宏皓告诉本报记者，一些离任官员之所以会在此期间辞任独董，应该是受到中纪委下发文件的影响。因此，虽然有24人次独董明确表示是因为中组部规定而辞任，但是实际上因为中组部的文件而辞任独董的人数要远高于24人次。“如果不出意外，97位独董当中，应该至少有一半的人是因为中组部文件而辞任上市公司独董。”宏皓判断说。

B26位辞职的独董中不乏前省部级领导

(占辞职独董总人数的26.8%)

本报记者统计发现，在97位提出辞任的独董名单当中，退(离)休干部人数达到26人，占到辞任独董总人数的26.8%。这其中，既有一些曾经在地方政府实权部门的主要官员，还有一些独董在离退休前更是官至省部级高位。

例如，辞任七喜控股独董的郭喜泉，曾任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辞任渤海活塞独董的王小鲁，曾任滨州市发改委副主任;辞任中天城投独董的唐朝礼，曾任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副厅级审判员;辞任安徽合力独董的赵韩，曾任安徽省科协副主席……

另外，在本次辞任独董的26人当中，还包括多位前任省部级领导。例如，辞任*ST天威独董的马忠智，曾任国务院稽查特派员(副部长级)、国务院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副部长级)等职。

C证监系统退休官员“余热”报酬不菲

(任一家公司的年津贴就在6万~8万之间)

本报记者通过梳理97位辞任独董的名单发现，几名前任证监系统退休干部榜上有名。其中，曾任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副局长董家臣，分别在佰利联和北玻股份担任独董，他在佰利联领取的独董津贴为8万元/年，而北玻股份则没有披露给予董家臣的独董津贴金额。

厦门证监局原局长陆建新，之前分别在三五互联和麦迪电气担任独董，在麦迪电气，陆建新任职年薪8万，而三五互联没有公布陆建新薪酬情况。曾任山东证监局副巡视员兼上市公司处处长赵树元，之前曾经担任渤海活塞、天业股份和华纺股份的独董，赵树元在天业股份领取的独董津贴为每年6.72万，在华纺股份领取的独董津贴为每年8万元，在渤海活塞领取的独董津贴为每年7.5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董家臣曾经任职的两家上市公司，均为河南省上市公司;陆建新担任独董的三五互联和麦迪电气两家公司的注册地均为厦门市;赵树元曾经担任独董的渤海活塞、天业股份和华纺股份则全部为山东省上市公司。由于董家臣、陆建新和赵树元在退休之后，均是在此前任职的辖区内上市公司担任独董，不免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

“几位前任地方证监局的领导，在退休之后担任属地上市公司的独董其实无可厚非。毕竟这些人具有较为丰富的经验，而且对于辖区内上市公司的了解也更多一些，可以为这些上市公司提出更多的建设性建议。而且，现在也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这几位前任证监系统官员涉嫌利益寻租。”长城证券的投行银行事业部董事郭又铭告诉本报记者。

D 8人身兼数家公司独董

(独董专业户每年领取津贴达30余万元)

在9位辞职的上市公司独董当中，共有8人向2家或2家以上的企业同时提出辞任独董。而上海国家会计学院会计专业硕士导师于延琦此前同时担任5家上市公司的独董，成为名符其实的“独董专业户”。

根据本报记者的统计，于延琦本次共向包括蓝英设备、奥克股份等在内的5家上市公司提出辞任独董。此前，于延琦在蓝英设备领取的独董津贴为每年7.14万，在出版传媒领取的独董津贴为每年5万，在辽宁成大领取的独董津贴为每年13万，在机器人领取的独董津贴为每年5万，而奥克股份则没有披露向于延琦支付的独董津贴金额。不过，即便刨除奥克股份，于延琦在其他4家上市公司领取的独董津贴总额也达到30.14万元/年。

紧随于延琦之后，曾任山东证监局副巡视员兼上市公司处处长赵树元、山东财经大学研究生部主任周宗安和曾任四川政协副主席的何志尧本次同时向3家上市公司提出了辞任独董。赵树元领取的独董津贴合计为22.22万元/年;周宗安领取的年独董津贴合计13.84万元;何志尧领取的独董津贴每年合计13.2万元。此外，厦门证监局原局长陆建新、曾任中国证监会河南监管局副局长董家臣、广西同德会计师事务所副所长王运生、及曾经担任杭州市地税局局长和杭州市财政局巡视员的陈锦梅等4人，本次均是同时向2家上市公司提出辞任独董的申请。

由此可以看出，在8人向2家或2家以上公司同时辞任独董的人当中，此前领取年独董津贴总额最高者为于延琦，达到30.14万元;其次是赵树元和周宗安，分别为22.22万元和13.84万元;何志尧和王运生紧随其后，分别为13.2万元和12万元;排名第6至第8位分别是陆建新、董家臣和陈锦梅，分别为8万元、8万元和5万元。

早在几年前，上市公司频频聘任离任官员、在任学者就屡遭诟病。但是上市公司却不顾外界的言论，依然我行我素。在本次提出辞去独董的名单当中，高等院校学者占到31人，曾经的政府官员达到26人，总计人数为57人，超过全部辞任独董人数的半数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