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说清楚了提出“中国学”的背景：中国在经济上高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国，却没有取得相应的文化第二大国的地位，由此引发了一种文化焦虑感。

真正具有创造性的学术新思想，必须建立在对社会发展的既定形态，对已有的文化知识体系，不断地反省、质疑与批判的基础上，大学文科应该与社会现状之间，保持一定张力。教育的独立和学术思想自由，恰好是蔡元培老校长开创的北大传统的核心。这也是北大历史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作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北大学生，我们刻骨铭心的痛苦记忆，就是那个年代，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忽而为“三面红旗”摇旗呐喊，忽而为“文化大革命”冲锋陷阵，不但摧毁了学术，而且延误了几代人的青春。

实际上在五六十年代，提出文科教育为无产阶级服务的时候，同时就在倡导一种方法、一种学风，就是“以论代史”。立场在先，观念在先，结论在先，然后用材料来阐释，证明。这样的“以论代史”的“学术”，几乎耽误了北大文科二、三十年的时间。我看“中国学”提出课题，全是大而无当，结论在先，而且如此的急功近利，强调实用，要求速成、超赶，用大跃进的方式来组织学术，制造出来的，只能是学术垃圾。我们不说远的，就看看这些年大家都熟悉的中国的学报、学术杂志，尽管其中也不乏认真研究之作，但大量充斥的，却是空论、大论、泛论，东抄西抄的拼凑之作。我们就不难想象，这样的以论代史、急功近利的中国学，将怎样败坏中国文科的学风，并祸及下一代。所以我觉得“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我很担心，这样下去，不仅北大的批判传统会丧失殆尽，北大的学术传统也会遭到严重的伤害，而且很难弥补。

“中国学”提倡为国家战略服务的学术，不仅关乎教育发展方向，同时它还是一个学术的问题，学风问题。

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

我们再来讨论“国际化”的目标。2003年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目标，当时叫“与国际学术接轨”。我在文章里就指出,这就是要“以中国学术的西方化和美国化”为目标。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当时就有人提出“采取英语教学是学校体制完全跟国际接轨，实现国际化、现代化管理的必要条件”这样的高论，我在文章里也表示了担忧：“如果我们的大学教育也要削弱母语教育，那就是真正的民族文化危机了”。

当然2014年重提国际化，也有新的背景，就是前面说的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经济体。因此，从表面上看，今天提出中国学，强调中国“主体性”，似乎是对前面说的美国化倾向的一个纠正，校方也是这样自辩的。但实际上它背后有两个问题：其一是很多朋友已经指出的，这还是隐含了一种生怕别人不承认自己的焦虑，为了要使西方肯定，就用西方的眼光来改造中国的学术，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

其二，是我想补充的：西方的中国想象也是复杂的，除了希望用中国来证明西方优越性的西方中心论者之外，还有一种思路，特别是西方的左派，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对资本主义的不满，就把中国理想化，乌托邦化。这样的“主体性”还是建立在西方的“中国想象”基础之上，骨子里依然是“西方中心”，很难说是真正的主体性。这倒是很能说明2014年提出的“中国学”的内在矛盾和实质：它一面打着中国自信、中国主体性的旗号，一面却暗恋着西方，至少是不能摆脱西方主体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