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理群对中国大学教育充满忧虑。新京报记者郭延斌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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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钱理群我的北大之忧，中国大学之忧

北大燕京学堂的风波似乎正在淡去。但这次争论暴露出来的种种矛盾，尤其一些更为要害的问题、更具危险性的趋势，可能也将就此被舆论所遮蔽。8月6日上午，北京高校的一些人文学者约在东城的一个咖啡馆，聚会研讨了一些燕京学堂之外的问题，而大学文科、特别是北京大学人文学科今后的发展、所面临的困境，是大家关注的中心。北大教授、著名学者钱理群与会并发言，本报摘编了他发言的主要内容。

“中国学”才是核心问题

我2002年退休到现在整整十二年了，我跟北大已经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仍然在关心北大的动向。这次燕京学堂的事情我一直在旁观察，而且越看越不安，充满忧虑。还是仔细搜集了所有的材料，准备作为校史的一页，把它记录下来。也就是说，当一个观察者和记录者，不打算直接介入。但这回三联的会议邀请，却逼得我、或者说给了我一个机会，公开说出我的忧虑与思考。

我觉得燕京学堂的要害不在选址，而在提出“中国学”，并且赋予其重大意义与使命。如果说仅仅是一个留学生教育的改革，我们可以不必讨论；但问题是校方不这么看，它非常郑重地宣布：“中国学的创设是学校近期创新的大事，体现了学校新的办学模式的探索”。那么我们就要问：这样的“办学模式”的“创新”，是不是要推广到整个北大，至少是所有的文科院系？是不是要以“中国学”来改造我们北大文科？如果是这样，就不是一般性问题，而是关系到北大文科发展、北大教育，甚至整个中国大学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

这使我想起了2003年5月北大校方推出的《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和职务晋升制度改革方案》，也是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展开了“北大向何处去，中国大学教育向何处去”的大讨论。我当时写了一篇《中国大学的问题与改革》的长文，并且和我们中文系的高远东老师一起，把有关讨论资料汇集起来，编了一本同名的书，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我昨天在准备发言时，把当年的文章重翻了一遍，觉得2003年提出的许多问题恐怕今天仍然存在，而且有新的发展；因此，当年说的话完全有效，也可以看做是对当下北大围绕燕京学堂所进行的新一轮的“改革”的发言。

就是说，2003年与2014年北大两次所谓“教育改革试验”有内在联系，很多问题一脉相承。

2003年我的文章的中心意思是：或许正因为北大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曾经是一个精神的堡垒和圣地，因此总有人想改造北大，我这么讲是有根据的，当时的北大校方就非常明确地提出北大的办学方针和改革指导思想，是要“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当时还有一种说法：“大学里的社会学科、人文学科的任务就是为国家决策作贡献”。因此，在我看来，2003年的北大，是面临着一个“用资本的逻辑与力量，将最后一个精神堡垒彻底摧毁”的危险的。以后，事实的发展就是如此，一个是经济的手段，一个是刚才老师们说的，官本位、行政本位的体制化的手段，双管齐下。

而现在它要进一步：要改造学科了，就要进入学科内部了，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了。因此，我觉得需要对“中国学”的概念进行根本性的质疑和讨论。“中国学”的概念根据北大的解释，它有两个内涵：一是“顺应国家战略需要”，一是“国际化”。“国际化”问题大家议论比较多，其实我觉得“国家战略”问题也不可忽视，两者都有可质疑、讨论之处。